對接受虛開發票案件的查處，花費了稅務部門大量的工作精力，如何進一步提高查處接受虛開案的效率和效果，仍是各方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。

虛開發票案件中，一般都要涉及開票方、受票方以及實際交易方等，幾方角色可能疊加。面對接受虛開發票案件，筆者認為，稅務部門應當嚴格依法行政，運用好稅法及相關法律、法規，做到程序合法、寬嚴相濟，化解取證難、定性難矛盾，以進一步提高辦案效率和效果。

一是恰當使用程序法，對不配合檢查者從嚴處理。

有觀點認為，有貨（勞務等）就不構成逃稅。筆者覺得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，不能一刀切地把“是否有貨（勞務等）”作為定性處理的前提條件。對虛開發票案件，尤其是對收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查處，要根據受票方的具體情況，對不配合檢查、不如實提供情況的要依法從嚴處理。

根據《關于納稅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征補稅款問題的公告》（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33號）規定，納稅人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，不得作為增值稅合法有效的扣稅憑證抵扣其進項稅額，應追繳稅款并加收滯納金。稅務行政處罰要做到事實清楚、證據確鑿，但有些受票方知道開票方是走逃（失聯）戶，采取各種方式拒不配合檢查。對此，稅務部門應及時通知其補繳稅款，而不是等待“查清事實”。

稅收征管法第五十六條規定，納稅人、扣繳義務人必須接受稅務機關依法進行的稅務檢查，如實反映情況，提供有關資料，不得拒絕、隱瞞。筆者認為，個別受票方“一問三不知”，不接受詢問或提供虛假供貨人，屬于“逃避、拒絕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撓稅務機關檢查”，可以向受票方送達《責令限期改正通知書》，要求其提供取得發票的相關具體情況（證據），限期內不作答復的屬于未改正，可以停止向其發售發票。受票方為逃避處罰，拒不提供取得發票、購貨等具體情況（證據），其證據在法律救濟中也難以被人民法院采納。

如果受票方限期內提供了相關貨物（勞務等）交易、發票取得、款項支付等證據，檢查人員應結合其他證據，查清事實；如果受票方限期內明確表示無法提供有關證據，可以確定其貨物（勞務等）交易不具有真實性。

發票是購銷商品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中，開具、收取的收付款憑證。《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憑證管理辦法》第十三條、第十五條，強調的是“若支出真實且已實際發生”，或者“稅務機關發現企業應當取得而未取得或者取得不合規發票”。筆者認為，應根據各行業經營特點和受票方企業情況，通過對貨、款及成本結轉等方面檢查核實，實際供貨（勞務等）人及受票方從第三方取得發票事實清楚，才可以換票，對于不配合檢查，隱瞞實際供貨（勞務等）人可能性較大的，不具備通知換票的條件，應補征所得稅并追究相應法律責任。

二是對配合檢查的從輕減輕處理，維護公正原則。

有些受票方為了規避法律責任，在稅務檢查中表示自己有貨交易，自己是無辜者，但提供不出取得發票的具體情況。有的受票方承認從虛開方買票，買票是因為平時購貨沒有發票，結轉成本所得稅前列支需要不得已買票。如果承認買票就按逃稅加重處罰，而提供無法落實的供貨人的或干脆“一問三不知”的，可能因證據不充分不被按逃稅處罰，甚至不被追究發票違法責任，顯然有失公正。

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（八），在刑法第六十七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：“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，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從輕處罰；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，可以減輕處罰。”刑法的寬嚴相濟政策對行政執法有一定借鑒意義。

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規定，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：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的；受他人脅迫有違法行為的；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；其他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的。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，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處罰。

在發票案件查處中，貫徹如實供述可以減輕處罰的寬嚴相濟政策，可以大大降低查處難度。對于詢問中承認買票并提供交易人情況，有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立功表現的，應當減輕處罰。向受票方傳遞這種政策導向，有利于“證據事實”更接近“客觀事實”，提高辦案效率和效果，為打擊上游走逃（失聯）犯罪提供證據支持。

有人建議沒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的不作行政處罰，達到刑事立案標準一律處以5萬元以上罰款。筆者認為，沒達到刑事立案標準就不處罰，顯然也不符合教育與處罰相結合原則。可以適用行政處罰法的從輕或者減輕政策，對虛開發票1萬元以上的，可以處5萬元以下罰款。

修訂后的發票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加大了違法處罰力度，但同時去除了無主觀過錯的“應取得而未取得發票、取得不符合規定的發票”行為的處罰規定。筆者認為，對涉案發票金額小、占比小的受票方，可以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，一般不予立案查處，以保護市場主體。
      選自中國稅務報